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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模式还是德州模式?

中国这两年兴起了关于“广东模式”还是“重庆模式”的讨论。“广东模式”据说是更多着眼于法治建设以及民生为本,“重庆模式”则强调政府以行政手段大力进行干预。“广东模式”在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之下总显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而“重庆模式”却是一路将“唱红打黑”的风吹到了北京。
   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面,各个地区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治理模式,但是中国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却总让推动本地模式的地方政府看上去是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美国就不一样了。州权本来就是这个国家的立国原则之一。美国宪法明文规定,除了州际贸易之外,与工商业有关的法规都由各州和地方政府来制定。所以,各个州在经济发展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其中,最大的两个州——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模式经常被用来进行比较。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自2009年6月经济开始复苏以来,美国增加了722,200个新的工作机会。其中265,300个是德克萨斯一个州创造出来的。在过去二十年中,德州的经济以每年3.3%的速度在增长,远高于2.6%的全国平均数。过去十年中,德州创造了七十三万个新的工作岗位。相形之下,加利福尼亚却丢失了六十万份工作,州的财政也处于破产的边缘。
   德州的发展模式是相当传统的——不外乎低税收、削减政府规模、减少繁琐的规章与法律这几条。德州政府不向个人征收入税,对企业的税收也很低,最多百分之五。最近几年来,德州议会不断推动人身伤害法改革,大大降低了企业在诉讼方面的费用。德州的政府也相当“懒惰”,特别是管立法的州议会每两年才开会一百四十天。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人均不到七千美元。德州多年来连续被评为投资环境最好的州之一。
   加州的模式却相反——高税收、大政府。加州的个人收入税在全国数第二,最高超过百分之十。对企业的最高税率将近百分之九。同时失业率高达两位数。州议会全职工作,不断制定出各种各样繁琐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法律法规。州与地方政府的支出人均超过了一万美元。最近几年企业大批逃离加州搬迁外地,使得州政府收不上税,出现了两百六十多亿美元的赤字。
   德州与加州模式的比较在今日引起了许多美国人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反思。政府加大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在短时期内也许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长期下去,政府就有可能成为人民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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