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0年代中期内战结束之后，美国经历了工业、运输业、通讯业的高速发展，到1890年，其经济规模超过了称霸一百多年的英国而雄踞世界顶峰。马克•吐温将这个时期称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到1910年，美国进行了建国以后历史上的第十三次人口统计。当时的人口为九千二百二十多万，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千四百万。统计发现，居住在十万人以上的市镇的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也就是说，这个原来的农业国家已经正式跨进了工业社会。也就在这前后，亨利•福特的工厂开始采用现代流水线。这种生产模式很快被推广开来，称为现代工厂生产的象征，成为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的主题。

“镀金时代”与“摩登时代”的美国，其资本积累的速度与劳工市场的结构与今天的中国颇有一点相似之处。

首先是快速的财富积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历了所谓“二次工业革命”，钢铁、机械、石油、银行、电力、铁路、电报电话等等现代社会的基础行业在很短的期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这时期产生的一批工业和金融业巨头——如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福特。他们多数白手起家，在法律与政府结构还没有能够适应新的经济模式的时候，他们钻了大量空子，聚敛了前人闻所未闻的财富，后来被人称为“强盗男爵”（robber barons）。比如当年著名的股票与铁路大亨杰伊•古德就曾经利用伪造股票证券的手段来大发横财，还美其名曰“出版自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与铁路公司私下进行交易，以补贴的方式来降低运费，从而挤垮了大批竞争对手，实现了在石油行业中的垄断。这些都是有名的例子。

另一方面是移民劳工。北美新大陆长期处在劳工短缺的状态，这时便大规模地从欧洲吸引移民。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土豆黑死病在爱尔兰造成的饥荒、沙皇俄国的排斥犹太人以及压迫波兰人、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冲突、北欧地区长期的土地贫瘠等等，导致大量外国移民奔赴北美。移民工人的状态与中国今天的农民工有点相像——中间有大量单身的年轻人，同一处地方来的人聚集在同一工厂工作，相互之间说着家乡的语言，工余的时候彼此诉说对故土与亲人的思念。正如中国今天的东莞工厂中的川妹子、湘妹子或者是建筑工地上的河南、山东老乡那样，当初的美国劳工中也有阿巴拉契亚山脉煤矿中的斯堪迪纳维亚人、芝加哥铁路车厢厂的波兰人、纽约成衣工厂的犹太女工、北卡罗来纳棉纺厂的黑奴后代，等等。工人经常要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一天只有几十美分到两个美元的工资。尽管工资水平很低，但仍然是欧洲工人收入的两至四倍，因此大批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

在这个社会与经济转型时代里面，美国与世界上其它经济开始起飞的地区一样，经历了着种种的社会动荡。高度的贫富分化导致了人们不满情绪的激增，各种从欧洲传入的革命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开始盛行；恶劣的劳动条件与低工资推动了工潮频频发生，甚至经常出现暴力与流血冲突；大城市的移民聚居区出现“国中之国”，成为不法犯罪的孳生地；以基督教新教徒为主的农村人口与有各种宗教流派——特别是大量天主教徒——的城市移民人口之间格格不入，从而出现了普遍的排挤移民的浪潮，也在移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弹。二十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联合发起了一个名叫“世界产业工人组织”（Wobblies）的团体，在1923年的鼎盛时期有十万会员，号称能即时动员出三十万工人的力量。

尽管后来出现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美国经济起飞后的社会动荡并没有导致革命或者动乱的发生，并且能够在一个多世纪里面保持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这中间当然有这个国家特殊的因素。经常被人们提到的，就是美国西部广阔的新边疆为人们所提供的众多机会，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保险阀门。另外，美国在地理上远离旧大陆是非之地，两次世界大战本土均没有受到打击，在其它国家饱受战争创伤的时候，美国却得到了工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机会。

不过，美国内部的制度因素恐怕是这个国家得以实现稳定发展、没有陷入今天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更重要的原因。其中最重要并且能够为中国当今的发展提供一点借鉴意义的包括这样的几个因素：有法律制约的自由企业、在国家统一基础上的地区竞争、移民社区的本土化、以劳工权利和工资上涨来带动国内市场发展。

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摆脱了旧大陆的各种桎梏，给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平民们以创办企业的机会。当时需要开办企业的手续非常简单，运作也没有太多的规则，实行的基本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然而，由于立法机构由民众选举、媒体对政府与企业的运作进行长期的监督，一旦人们发现立法中存在漏洞并且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那么立法机构面对压力就必须修改相关的法律与法规，行政部门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在十九世纪末年不断被指责恶意竞争以实现垄断，最后在1909年被美国司法部告上了法庭。两年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要求标准石油分割成为三十四家公司。

根据美国的宪法，联邦政府在经济上只有规范州际贸易的权力，所以公司法绝大部分由各州来制定。在与中国面积相近的版图上，美国五十个州各自有自己的法律，这样就避免了“大一统”所造成的种种缺乏灵活性的僵硬设置，在地区之间形成了竞争。不过，联邦政府在铁路和公路交通投下了非常大的力量。特别是在铁路运输方面，联邦政府立法将大量土地无偿给予铁路公司，促进了私人铁路公司在二十年时间内建成了全国性的铁路网络。

大批的移民工人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归化为美国人，在本地安家立业，而不是总在客居他乡，是美国工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1848年欧洲革命以及1849年后爱尔兰的土豆黑死病以及其它各种动荡与危机，导致了大批移民离开欧洲。那以后几十年中，来到美国的德国人有五百多万，英国人三百五十万，爱尔兰人四百五十万，意大利人两百多万。许多欧洲小国家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如挪威、瑞典——移民到了美国。除了被排华法案针对的中国人之外，其它地区的移民是没有打算在美国赚一笔钱之后回国“落叶归根”的。

美国的制度以及文化传统使得移民在这里生根要比别处容易得多。以爱尔兰人为例，他们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其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与多为英国移民后裔的新教徒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在初来乍到时受到非常多的歧视。当时美国的人口统计中，爱尔兰人单为一项，不入“白人”之列。但是，由于他们都是有平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通过教堂等组织使自己的社区变得非常有力量。在纽约、波士顿这些爱尔兰人大批聚居的大城市中，甚至不少第一代移民也能通过选举进入政府。

移民工人迅速本土化对于改善劳工的权益、缓解社会冲突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在这里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并且能够通过投票、立法、组织、游说等方式来改善处境。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工会运动诞生与成长，往往以移民社团作为组织的基础。自二十世纪初，在劳工运动的推动下，联邦政府进行了大量维护劳工权益的立法，包括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与童工等等。1913年，威尔逊总统在内阁中设立了劳工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劳工部长威廉•威尔逊是苏格兰出生的移民，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工领袖，并且被选为该地区的国会议员。

进入二十世纪，美国工人的工资远远高于欧洲，到二十年代中期大约是中南欧国家的三至四倍。除了劳工运动的努力之外，雇主也开始认识到提高工人工资对于整个市场经济前景的重要性。汽车大王福特1914年决定，在一夜之间将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从两点五美元提高到五美元。当时他就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工人最终也成为他的消费者。福特的做法，带动了整个行业工资的上涨，并迎来了二十年代汽车消费市场的突飞猛进。

按照实际购买能力来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六千多美元。然而，中国的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正面临着贫富悬殊、腐败横生、劳工权益无法保障等方面的严峻挑战。美国的一些历史经验，也许能在中国派上一点用场。